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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之花原名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下面是比较详细的介绍：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西班牙工人阶级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1920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党，1930年任西共中央委员，1932年任西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2年接替何塞·迪亚士任西共总书记，同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60年起任西共主席至今。
伊巴露丽1895年12月9日出生在比斯开省加利亚泵尔镇一个矿工的家庭，少年时曾当过女仆。正象她自己说的，她是"矿工的女儿，矿工的妻子，矿工的姐妹"。20岁时，她与西斯陶船厂的工人胡里安·路易斯结了婚，并同她丈夫一起加入了索莫罗斯特罗市的社会主义组织。从这时起，她就以"西番莲"(英译是"热情的"，中文译为"热情之花")的笔名为工人出版物写文章，宣传社会主义。
为了更好地动员、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把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西班牙改造成一个民主、进步的社会，1920年4月15日，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马德里人民之家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改组青年联盟为共产党，青联的报纸《复兴报》改称《共产党人报》，成为党的第一份机关报。伊巴露丽参与了党的创建工作，同索莫罗斯特罗的"社会主义小组"一起加入了新成立的党。1921年3月，她还出席了西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党诞生后，处于地下状态，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权利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当时，伊巴露丽担任了一些共产党报纸的编辑，积极地宣传党的这一任务，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她还是比斯开地区党的委员会成员。她在党内十分活跃，影响逐渐扩大，1930年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委员。
这一期间，西班牙的国内矛盾日益激化，西班牙各阶层人民同君主专制政权展开了激烈搏斗，赶走了西班牙的君主，于1931年4月14日宣告成立共和国，首都马德里邮局大厦和"雅典内奥"俱乐部顶上升起了共和国旗帜。人数不满8百的共产党也摆脱了11年来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下艰苦奋斗、饱受摧残的局面。1932年，党的历史出现了"伟大转折"。这年的3月17日，西共在"红色的"塞维利亚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伊巴露丽出席了大会，并参与主持了会议。协助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纠正了妨碍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党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方针，使党进一步得到巩固，扩大其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在这次大会上，伊巴露丽的形象第一次为全国所知。她被选为西共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主管妇女工作的书记。同年，她去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
1934年，西班牙人民奋起对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分子的活动进行斗争，国内组织了妇女反战反法西斯西班牙委员会(10月起义后被取缔)。共产党直接领导9直2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1937年了这一组织。8月，伊巴露丽率领了它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了"世界妇女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向各国妇女介绍了西班牙妇女的斗争情况。
同年10月，为了阻止法西斯主义在国内的发展，西班牙许多地区的劳动大众在共产党、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领导下，发动了总罢工和起义。在阿斯图里亚斯，英勇的人民团结一致，掌握了武装，使工农政权的旗帜在那里飘扬了15天。这场斗争扩大了西共的影响。伊巴露丽在斗争中以她那热情洋溢的演说闻名全国，"热情之花"的名字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所熟知、所喜爱，伊巴露丽成了广大工人敬仰的领导人。在反动政府用高压手段血腥镇压了10月起义，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后，1935年为了争取各国工人对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支持，伊巴露丽不顾艰险，徒步越过边境，到巴黎参加捍卫西班牙工人的集会，会后，又步行穿过边境，返回国内。同年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她被选为执委会候补委员。
1936年，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国内各左派力量于1月15日订立了人民阵线公约，确定了反法西斯民主革命的纲领，参加了2月16日的新议会选举，结果，人民阵线在议会获得多数，伊巴露丽也当选议员(次年还被多数派推选为副议长)。
国内法西斯势力并不甘心于选举中的失败，7月18日，他们在全国各城市发动了叛乱，西班牙进入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6一1939年)。伊巴露丽作为西共的领导，在这场革命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她还同前来帮助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保持着密切联系。"热情之花"的文章和演讲到处鼓舞、激励着革命人民的斗志。在马德里保卫战前夕，她在电台中的讲话中豪迈地宣告："马德里将是法西斯主义的坟墓"，这句话成了当时战斗中振奋人心的口号。由于反动势力的加强，革命人民在战争的第二年处境艰难，人民阵线中右翼的悲观情绪和投降竭力加剧了。为了阻止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倾向蔓延，伊巴露丽热情地劝告前线部队的政委们"坚守岗位"，并领导了首都举行的反对投降主义者的示威游行。
由于国内外不利原因，叛军与意、德法西斯干涉军得逞了，坚持了32个月的共和国政府终于沦陷。为了避开法西斯的无情报复，并继续为西班牙的民主自由独立而斗争，伊巴露丽和其他西共领导、党员一起流亡国外。1939年3月，她先到法国，而后转到了苏联。沉痛的失败没有使她沮丧，在内战结束后一星期，她在总结这场战争时写道："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捍卫了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在那些历史性时刻，共产党忠实于自己的革命原则，遵循人民的意志，支持了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我们支持了共和国和民主，……民主共和国万岁!"
从此时起直到1977年，她一直流亡国外，继续领导着西共在国内进行反佛朗哥独裁统治的艰苦英勇的地下斗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共中央发表了声明，号召西班牙人民实行全国团结，阻止与德国法西斯的联盟，阻止西班牙参战。伊巴露丽在苏联领导着党积极地为这一路线而斗争，试图把西班牙人民组成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国内阵线。她还积极地投身于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同年，西共总书记迪亚士病故，党授命伊巴露丽接任了总书记一职。此时她还参加了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工作，担任了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成员。就在这——年，她的儿子、苏联英雄鲁宾(1920-1942)在斯大林格勒的激战中牺牲了。伊巴露丽忍住悲痛，更加坚强地领导着西共，进行着斗争。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伊巴露丽以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资格，签署了解散宣言。1945年法国解放后，她前往巴黎，并于当年参加了国际妇女大会，当选为世界民主妇女同盟副主席。1947年3月她在巴黎主持了西共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6月代表西共出席了法共的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由于冷战的出现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西方的反共逆流泛滥一时。当时法国查封、迫害了西共在那里的机构，于是她又与卡里略等西共领导人一起在1948年一1949年间移居布拉格，不时还到莫斯科居住，并出席了1952年苏共召开的十九大，以西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讲了话。
西法边界是在1951年重新开放后，西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派遣许多党员回国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使西共在国内的民主斗争中发挥重大作用，1954年9月，西共在布拉格召开了五大。伊巴露丽在会上作了题为《西共为西班牙的独立与民主、彻底改变西班牙人民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纲领》的报告，指出党要9重4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1937年一1955年)为完成民主革命，扫除农村的封建残余，取消同美国缔结的侵略性条约，重建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和国家与教会的关系而斗争。这次大会制定了一个民主革命的新纲领，并再次选举伊巴露丽为总书记。
1956年2月，她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在会上代表西共发言。
苏共二十大后，西共中央也在伊巴露丽主持下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8月全会(1956)，圣地亚哥·卡里略作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伊巴露丽作了闭幕词。会议为以前的"铁托分子"平了反，进一步消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加强了党的国内组织的权力，全会确认了党在6月声明中所宣布的路线：主张国内和解，加强各左派力量的团结，充分利用现有的合法权利，用和平的手段推翻佛朗哥政权。全会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一条西班牙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伊巴露丽在发言中强调了要重视接近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天主教和法朗吉工会，特别指出，西班牙的天主教主义不再是"为反动派和封建主义服务的力量"，要扩大国内的统一战线。
在全国高涨的工人运动和民主斗争浪潮中，西共于1960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再次明确提出了在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路线，认为这一路线将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的基础上，行使权力并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强调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伊巴露丽领导了大会的工作，并在会上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一职由卡里略接替。西共的六大路线对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流亡东欧期间，她还分别出席了1957年、1960年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1961年11月又出席了苏共二十二大。她还访问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和1959年曾两次来华访问。她还到过古巴。
在国际共运中，伊巴露丽主张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方针。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她领导下的西共加强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与欧洲一些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共同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68年8月21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天，伊巴露丽与卡里略等西共大多数领导人正在克里米亚，她当即前往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两天会谈，同卡里路、隆哥、巴叶塔一起要求苏共对这一事件做出解释。以后她还公开对这一事件的发生表示遗憾。1974年10月．由她与卡里略为首的西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公报指出，双方的关系建立在"尊重平等和独立以及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
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政局出现转折，西共于1976年4月在国内取得了合法地位，这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欢迎。次年5月13日，伊巴露丽也从苏联返回国内，结束了38年的国外生活。这位德高望重的共产主义老战士立即投身于国内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她在矿工集中的阿斯图里亚斯省参加了当年的选举，当选为众议员。在西共获得合法地位后召开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上，她继续当选为党的主席，并同新一代党的领导人一起，努力维护党内团结，坚持反对党内分裂活动，谴责了外国党干涉西共的行为，义正辞严，旗帜鲜明地捍卫党的独立自主路线。
半个多世纪以来，伊巴露丽兢兢业业、不屈不挠地在西班牙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奋斗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在西班牙共产党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在国际共运中赢得了尊敬。当年的"热情之花"如今已到耄耋之年，但她没有离开岗位，继续为西班牙人民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着。
伊巴露丽不仅是西共的卓越领袖、国际共运的著名活动家，还是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她写了许多著作、文章，并且是西共中央的西共历史编委会主席(1960年出版)，她1963年写成的自传《唯一的道路》被译成几种文字出版。她还是《西班牙战争与革命》一书合著者之一。1984年出版了她的新著《热情之花回忆录》，1985年已出中译本。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说过 It is better to die on your feet than to live on your knees.(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一、戊戌变法的意义：
1、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2、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3、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4、戊戌变法，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
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二、戊戌变法的结果：
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三、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
1、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2、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3、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4、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5、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扩展资料：
六君子被捕各有原因：
1、杨锐、刘光第：
杨锐及刘光第乃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慈禧太后的助手荣禄亦恨他们最深，自然要求慈禧太后最先拿下他们。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2、谭嗣同
谭嗣同：谭嗣同不想像汉朝张俭一样，四处望门投止而连累志士与好友。他亦希望以血唤醒国人变革的希望，故一心求死，拒绝逃亡。
3、林旭
林旭：林旭于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后，为报光绪帝知遇之恩，不顾安危，向慈禧太后力谏，保存光绪。最后惹至慈禧太后大怒，被掷入黑狱。
4、康广仁
康广仁：康广仁为康有为之弟。康有为及梁启超逃亡时来不及通知康广仁，最后康广仁在南海会馆被捕。康广仁虽在戊戌变法中只负责办报，但因为是康有为亲弟，所以慈禧太后要以弟代兄罪，送了康广仁到菜市口。
5、杨深秀
杨深秀：杨深秀于五人下狱后，感五人年轻有为，不应就此死去，于是为五人向慈禧太后求情。杨深秀正直不阿，竟演变成要求慈禧太后将权力交还光绪帝的争论，最后亦为此赔上性命。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网江苏视窗>>政治>>揭秘：“戊戌变法”慈禧为何与光绪决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戊戌变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戊戌政变
1、是1911年，辛亥革命，年末孙中山回国。当时规定以明年(1912年)年为民国元年，也就是民国一年。这样算来民国15年是1926年。其实换算很简单。 2、1月1日－1月19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3、1月8日——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加冕为麦加国王。 4、2月8日——德国申请加入国际联盟。 5、2月15日——许世英辞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职。贾德耀任代总理。 6、3月1日——香港首间官立中文中学，官立汉文中学建校。 7、3月12日——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 8、3月16日——罗伯特·戈达德发射世界上第一支液体燃料火箭。 9、3月18日——三·一八惨案。 10、3月20日——中山舰事件。 11、3月23日——汪精卫辞国民政府主席职。 12、3月30日——谭延闿代任国民政府主席职。 13、4月——德国与苏联签署友好条约。 14、4月20日——段祺瑞辞临时执政职。贾德耀辞代总理职。胡惟德署总理职。 15、4月25日——巴列维加冕为伊朗国王。 16、5月——埃尔温·薛定谔证明他的波论与量子力学中的矩阵理论是同等的。 17、5月13日——颜惠庆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职。 18、5月15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19、5月26日——第二次里夫战争结束。里夫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克里姆降于西法联军，后流放留尼汪岛。 20、6月16日－7月10日，法国与西班牙在巴黎会议，确定恢复1912年条约双方在摩洛哥的殖民地边界。 21、6月22日——颜惠庆辞总理职，杜钖珪代任。 22、7月——马克斯·玻恩发表对量子力学的概率理解法。 23、7月4日——国民党发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 24、7月9日——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25、7月10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26、9月8日——国际联盟接收德国。 27、9月17日——冯玉祥五原誓师，加入北伐。 28、10月1日——顾维钧代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职。 29、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 30、11月15日——NBC及它当时的24家附属电台开始广播。 31、12月25日——裕仁登基为日本天皇，改年号为昭和。日本大正时代结束。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是晚清相继发生的两大改革事件。众所周知，戊戌变法是于十九世纪末由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通过光绪皇帝发布诏书推行的；清末新政是在二十世纪初在西太后主持下，通过颁谕展开的。前者昙花一现；后者则历时十年，并取得了一些突出成果。但是，这两大事件在历史上的地位却大相径庭。戊戌变法，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潮流加以肯定，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而对清末新政，则因为是由清朝政府自己搞起来的，又加上了“讨好帝国主义”的罪名，却不管客观效果如何，就被说成是反动的，还称之为“假维新”、“伪变法”，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本文仅就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异同及各自在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谈些粗浅看法，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是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总形势下发生的。
戊戌变法是于甲午战败受辱之后，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维新派挺身而出，喊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宣传、奔波，推进了维新运动向前发展，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心。康有为还多次上书，争取光绪皇帝站到自己一边，最后，终于把变法运动推向高潮。
当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之后，以义和团为组织形式的，一场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广大义和团群众，高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到1900年5、6月间，斗争达到了高潮。这时，“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攻占了北京。西太后携光绪皇帝及自己的亲信、宠臣逃离北京，帝国主义强盗的铁蹄，践踏了京、津、张、保及东北各省的广大地区。西太后在逃离的同时，下达了镇压义和团和向帝国主义投降两项命令。义和团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了，清朝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十二条。此后，帝国主义又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封建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895年以后又得到发展，而1899—1901三年，投资额比前三年大大减少，其平均投资额，几乎仅相当于前三年平均投资额的三分之一(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649页。)。这是不适应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要求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清朝政府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
从两次新政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个共同之点：其一，经济基础是一致的：封建经济虽然在逐渐解体，但仍占主导地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二，阶级基础是相同的：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地主阶级，但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一定的壮大，特别是上层更为明显。最后，在中外关系上，都是在外国列强侵略之后，清朝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刻。其不同之点：首先是人民斗争的形势不同：戊戌变法是处于历时三十年的群众斗争低潮之后出现的；而清末新政则是处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刚刚过去之后开始的。其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有了一定的变化：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派中的一部分人（如章炳麟等人）发生了革命的转化，壮大了民主革命派的力量。革命派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更激进的主张，并且展开宣传活动，不断策划反清武装起义。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宗旨、目的是关系到两大事件的主观动机问题，也应该进行对比分析。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帝党联合搞起来的，在阐明宗旨和目的的时候，两种人理应分别加以分析。但是，最近研究成果证明，过去一直被当作研究百日维新的第一手材料的《戊戌奏稿》，是经过康有为改篡后发行的，而关于召开国会、制订宪法等项内容，都是他改篡时加进去的(参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297页。)。因此，百日维新时期，维新派和帝党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戊戌变法的宗旨和目的，最突出之点就是为了救亡图存。其次，是为了加强皇权巩固帝位。光绪皇帝且不必说，就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前后，也是尊崇君权的(参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300页。)。第三，实行变法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最后，实行维新变法，也还是为了提高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党的政治地位，打击后党及顽固守旧势力。
清末新政是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皇室搞起来的，洋务派是核心力量，也有个别资产阶级人士参加。其宗旨与目的的最突出之点，就是改换统治手法以巩固皇权。1901年1月的上谕明确指出：“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76第8—10页。)其次，当时清朝政府感到中国是在“强邻逼处”(《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96第4页。)的情况下，因此，要变法自强。1901年10月，清朝政府的上谕中指出：“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舍此更无他策。”(《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6第14页。)第三，清朝政府推行新政，还为了在经济上“振兴”。当时，清朝统治者认为：中国“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6第15页。)。“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93第3页。)。第四，实行新政，还为了转移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视线，拉拢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清朝政府看到国内“伏莽犹繁”，因此，就打着“为臣民计”、“利民”(《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771页。)等旗号，发展实业，以麻痹广大群众和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寻找支持者。最后，清廷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被帝国主义一脚踢开，又不得不迎合帝国主义的某些需要。1901年7月，清朝政府在上谕中说过：“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交为重”，并按《议和大纲》的要求，下令“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在六部之前。”(《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685页。)经济方面的某些措施，也有利于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
从上述两者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目的，共同点是主要的，都是为了巩固皇权，变法图强振兴国家及适应资产阶级的某些需要。而不同点是：清末新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为了镇压人民的斗争、转移群众斗争视线以及适应帝国主义某些需要的一面。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79页。)。判断历史事件也是这样，我们不仅要看历史活动的目的，更应该看它的具体活动。这就必须从分析历史活动的主要内容入手。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于这两次新政内容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一定会给予我们以新的启示。
经济上的改革，是这两次新政的一个突出方面。为了管理农工商业，戊戌变法时，规定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山总局；清末新政时，先于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又改设农工商部和邮传部。这两次新政，都注重农业。戊戌变法时，注意开垦荒地，广译外国农业书籍及购置农业器具，成立农会，出刊农报等；清末新政时，提出：“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工商亦无以为资。”(《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2第2页。)下令清查土地，鼓励开荒屯田，并设立垦务公司、试验场、创办农业学校等(《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86第8页。)。同时，还注意翻译农业书籍，购先进农具及兴修水利等。在工艺制造方面，戊戌变法时，提出仿用西法，广置机器，推广各种工艺制造，奖励发明等；清末新政时，同样采取了奖励政策(《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5709页。)。当时，各类工艺局、厂相继出现，在清朝政府奖励政策的推动下，在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的努力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明显发展。在工矿交通方面，戊戌变法时，提出在铁路矿山总局管理下，积极修筑铁路，发展交通运输业，努力开矿，设立邮政局等；清末时，于1902年初，制定了《矿务章程》，1904年，颁布了《矿务暂行章程》，1906年，又拟定了《中国矿务章程》。一些省寻找得力人主办以示重视。也注意铁路的修筑，1903年，颁布了《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并自办建成京张铁路。在电报、电话方面，规定：中国电报、电话事业由国家电局专办(《光绪朝东华录》，第5379—5380页。)。在商业方面，戊戌变法时，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商会和办商报等，讲求商务；清末新政时，则于1903年公布了《商部章程》、《劝办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公布了《公司注册试办章程》，为了促进商业的发展，还发布了一些保商恤商及奖励商业的谕令(《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0第4页。)，及华商洋商之商品税收平等的谕令(《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61第1页。)。在财政方面：戊戌时，提出了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按月公布出入款项；而清末，则注意铸造货币，发行纸币，颁布了《试办银行章程》，并出现了大清、劝业、商业等银行及一些地方银行。
两次新政，也都重视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表现在调整机构，裁撤闲衙、冗员，整顿吏治及加强专制统治等方面。在调整机构上，戊戌变法时，令设工商总局和铁路矿山总局等，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衙门，归并于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这三省以总督兼管巡抚事。裁东河总督，其事归河南巡抚兼办。还要求地方裁撤闲衙、冗员。在清末新政时，设督办政务处，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还设立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1906年，又重新制定官制，决定除内阁、军机处仍旧外，共设十一个部：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此外，改大理寺为大理院，都察院、翰林院仍旧，增设资政院、审计院、军谘府等(《清史稿》（四）第956页；参见《清德宗实录》卷564第12—13页。)。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裁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练兵处等，分别归并于礼部和陆军部。1904—1905年，还裁撤了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光绪朝东华录》，第5257页。)，裁撤东河总督及广东海关、淮安关和江南织造衙门、福建水师提督等闲衙。在整顿吏治上，戊戌时就提到了这一问题；在清末，限制卖捐实官。1901年曾宣布：“嗣后无论何项事例，均著不准报捐实官”(《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718页。)。还处分了一些腐败的地方官。例如：1903年，命“年力就衰”对其子管教不严的四川布政使陈璚，“以原品休致”，其子道员陈大浩“贪利招摇、干预公事，著即行革职”(《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1第14页。)。两次新政，不忘加强专制统治：戊戌时曾规定，要实力举办保甲及筹办团练；在清末则编练巡警，推行警政，此事先出自于直隶，后波及各省，1905年，设立巡警部。此外，还改变了对旗人的供养制。戊戌时，提到了这一问题；而清末则宣布：让旗人“各自食其力”(《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05第2页。)，“劝谕旗兵妇女学习蚕桑，以裨生机”(《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8第4页。)。注意增加些民主气息。戊戌时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及自由办报、办学会等。清末则注意改革刑罚制度，废止苛刑，规定“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著即永远删除。”“刺字等项，亦著概行革除”(《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5328页。)。并命令停止刑讯，改刑罚为罚款，或“折为作工”等等(《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5329页。)。
加强军队建设，也是两次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戊戌变法时就规定：“裁减绿营”，清军改用洋枪、洋操，采用西洋兵制，筹款添造兵轮战船，扩充海军实力，增加水师学堂学生名额，培养海军人才。清末新政时，先于1901年8月，宣布废除了武科科举考试制度(《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697页。)。并且命令“于各直省会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将才，练成劲旅”(《光绪朝东华录》，第4718页。)。同时，注意裁减旧军，编练新军。如1901年，清朝命令，“所有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之二、三，及上年有事时添募之勇营，亦一并酌量裁撤。”(《光绪朝东华录》，第4695页。)“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光绪朝东华录》，第4718—4719页。)1903年公布了奏定《新军营制饷章》，1907年，又拟定全国共计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共编成了十六镇。此外，也注意了海军的建设，张之洞主张废旧船，造新船，同时还派遣人员学习海军，整顿水师。
两次新政，对文化教育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其主要包括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及派遣留学生等项。首先，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戊戌变法时，曾命令自下科开始，会试、乡试及生童岁科，旧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后来又规定乡会试仍为三场，一场试历史政治，二场试时务，三场试四书五经，又要求开经济特科以选拔人才。清末新政时，先是改革科举制度，1901年，宣布取消“八股文程式”(《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4992页。)。1903年，张之洞等提出了逐渐废除科举制度的主张，1905年，再次上折请求废除科举以利于兴办新式学堂。清政府采纳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决定“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5392页。)清末，还举办了经济特科。其次，设立新式学堂，传播西学。戊戌变法时，曾要求各地广设新式学堂，提倡西学。1898年8月，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大学堂，并且规定各省多设中、小学堂及各种专科学堂。清末新政时，更重视人才，认为：“为政之要，首在人才，”(《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3第13页。)。因此大力兴办各类学校。1901年，要求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719页。)1904年，张之洞等人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了，促进了办学。同时，清朝还特别重视师范学堂的建立，指出：“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教小学师范生，尤为办学入手第一义。”(《奏定学堂章程》，光绪三十年铅印本。)当时，中国出现了办学热潮。在北京，加强了对京师大学堂的管理、整顿，并拓地兴建校舍，扩大了学校规模。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大量涌现。第三，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戊戌时，光绪皇帝曾发布谕令，要求各省选派生员出国留学、游历等。而清末，中国派遣留学生出洋达到高潮，清朝政府命令各省选派“心术端正、文理明通”(《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92第10页。)之士，以官费资送出国学习，也注意选派宗室、八旗子弟出洋留学，同时，还鼓励自费到各国留学，后来，又号召赴欧美留学。在清朝政府的号召与各省的努力下，在青年学生的斗争及其家庭的大力支持下，官费、自费留学生逐年猛增。
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次新政不论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军事方面，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所推行的政策，基本上都是相同或相类似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西太后是把被自己推翻了的戊戌变法，又拿来重演，在继续完成她的“敌人们”所没有完成的变法维新事业。
三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不同，突出表现在事件的领导者和各自的后果上。
戊戌变法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帝党相结合，共同领导和发动的，清朝的洋务派官僚及后党，持反对态度；而清末新政，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及清朝的皇室在洋务派官僚的支持下进行的，光绪皇帝已无实权，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个别人物，只不过是做了这次新政的陪衬。例如张謇，商部成立后，当上了该部三品官的高级顾问(《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8第1页。)。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结果不同，戊戌变法，仅历时一百零三天，政变发生后，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几乎全部被取消。而清末新政，历时整整十年。并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
清末新政的恶果是突出的，应该首先加以说明，举其要者主要有四：其一，举办新政，需要大量的经费，为解决资金，清朝政府不断向各省派款。如1903年12月24日的两个派款上谕，所派之款，全国每年就多达九百六十万两(《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3第4—7页。)。而各省举办各项要政，也得花钱，这就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清朝政府又是在每年都要偿还大量外债和赔款的前提下实行新政的，这就必须更加疯狂地搜刮广大劳动群众，使人民生活愈加贫困，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其二，清末大练新军，各地出现了部分军阀势力，特别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乘机控制北洋六镇军队，他变成了当时最有势力而又极反动的人物。其三，这次新政，还为帝国主义继续向中国投资：控制中国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如1902年3月，所拟《矿务章程》十九条中就规定，在中国开矿“无论华洋各商，皆可照章承办”(《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4836页。)。最后，清末新政时办警政、练新军，强化了清朝的封建国家机器，加强了对人民的镇压。
尽管新政有种种不良后果，尽管新政还有种种弊端(参见章开沅等《辛亥革命史》上册，第181—182页。)。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全面地加以探讨、分析。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我们今天在研究清末新政的历史时，就应该把问题放入当时的历史范围内来研究，我们在判断清末新政的历史功过时，也应该根据新政比以前的历史所提供的新的东西来分析研究。经过冷静的对比之后，笔者认为：清末新政本身及在新政的影响之下，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主要有下列八点。
一、清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明显的发展。首先是民办工业发展较快，各类工厂不断增加。其中特别是1909和1910两年，设厂就多达二千八百余家(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1页。)。达到了民族工业初步发展阶段年设厂数目的最高峰。同时，投资总额也迅速增加：1906、1907、1908三年，共投资五千三百多万元。年平均投资额近一千七百七十万元，年投资总额也达到了初步发展阶段的最高峰。其次，民办矿业也有所发展：在1895—1910年的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里，兴建的民办矿业共八十家，较著名的，如1908年，湖南长沙梁焕奎兄弟的华昌炼锑公司，炼的锑质量较高，“成色在世界着名之英京廓尔逊之前。”(《湖南省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245—246页。)第三，中国民族资本的商业和金融事业也有所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同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力量。
二、中国的土地开发，有了很大进展。由于清末新政时，对土地开发有所注意，在各地设立了垦务公司，各省也较重视，成效显著。特别是黑龙江省，这时期的土地开发，进入了“全放时期”。1904—1910年，黑龙江省的耕地面积，由三十四万七千九百零九垧，增加到六百五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五垧(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00页。)，翻了四番有余。
三、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特别是中下层，有较明显的壮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也随着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新政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四、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辛亥革命的前夕，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已增到六十六万多人，成了当时中国的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
五、清末，中国的军队，有了较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前，已编成新军十六镇。新军战士，使用洋枪，练洋操，接受新式军官的支配，思想上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传播之际，新军成了革命党人宣传及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阵地。
六、清末新政，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在戊戌变法期间即提出这一要求；清末，张之洞等人则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光绪朝东华录》，第5390页。)清朝政府排除了顽固守旧分子的干扰，采纳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废除科举制度，这是清末新政的一大突出成就。
七、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戊戌变法仅存的成就，是成立了京师大学堂。清末新政期间，对京师大学堂进行了认真的整顿、扩充。清政府还一再谕令各省，兴办新式学堂，又公布了学堂章程。使各省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如1907年，京师有学堂一百二十七所，直隶有学堂四千五百多所。到1911年，全国学校已增至五万二千五百余所，学生总数已达一百五十六万多人(参见章开沅等《辛亥革命史》上册，第373页。)。
八、中国出现了留学生的洪流。早在洋务运动期间，一些洋务派官僚就开始派遣留学生，但人数很有限。戊戌变法也提出派遣留学生的问题，但是，变法很快失败了，没有成为事实。而清末新政期间，却出现了留学生的洪流，如1905—1906年间，仅留日学生就多达八千人。留学生，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史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辛亥革命前，广大留学生，成了清朝政府的掘墓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清末新政，也就不会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清末新政同戊戌变法及其以前的历史相比较，成效是十分显著的。就清末新政的整个活动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不管清朝统治者出于什么政治目的，这次新政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和要求的。清末新政是一场缺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中日近代化改革之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
摘要：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起步相同，但结果迥异，其中原因很多。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是主要因素，领导人的因素一是不容忽视的，外部的列强对两国近代化进程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近二十年 中日 近代化 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广泛展开的，在近代中外关系研究中是取得成果最多的一块，近二十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方面进行了大量论述。主要的论著有依田憙家著《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等史学专著。论述的主要论文主要有，高旺著《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田毅鹏著《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董以山著《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刘越英著《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等。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995.1〕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二、传统和改革派的态度
从传统文化及改革派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夷”，加上长期的出超，使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甚至资方的富裕也以来于中国。观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缚着统治阶层，改变现存的体制是难上加难。郭沫若曾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崇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文化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曾有过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选择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技术和政治制度，却没有完全“汉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学习，从中吸收和引进了近代文化思想与科技，但并没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战后全面引进和吸收以美国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化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2004.vol57〕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国为师的，同时也从朝鲜、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幕府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仍从荷兰等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兰学”派，兰学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理论成了明治维新的舆论准备。[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11]
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为英国所败，1853年，美国佩理舰队打开了日本大门，日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直被日本人作为楷模的中国居然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所破，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伴随这殖民主义在古老的中国面前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廖丹青《试论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自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迅速被幕府和诸藩所引进。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为日本关注，并逐步引进吸收。
两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方诸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中日等国东方国家要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途径进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对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程来看，日本大致经理了“南蛮时期”（1543-1639）；“锁国时期”（1639-1720）；“兰学时期”（1720-1861）；“洋学时期”（1861-年以后）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层层推进的进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国内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费品、文化传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科技，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于是西方问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而中国只出现过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中断。[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第3辑]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连续而且不系统，受到影响的阶层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统治者由于传统的文化观，对西方较为“漠视”，而下层人民往往对统治者有盲从的习惯，对后来的历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碍。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在坚持传统、学习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体”所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这也就限制了两国所能学习的内容。同样的形式大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田毅鹏：《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世界历史，2001.3]
三、改革中的比较
在19世纪后办期，中日两国都大力推进了工业化政策。但其结果是，日本在9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进而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前，增强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依田憙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1]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来越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阶层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内阁；经济上建立西方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军事上，政府聘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的属于割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vol57]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起了一顶的积极作用。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1999.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5.1]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1998.5]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2001.6]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5.1]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1]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6]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2]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91.4]
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他们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化思想的启蒙，并对本国的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死后，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不久，光宗患痢疾，内监崔文异进泻药，光宗服后病益重。时都城纷言郑贵妃使崔文异进此药。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的又进红丸，光宗初食一丸舒畅，再食一丸即死，在位仅一月。事后，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礼部尚书孙慎行等文章弹劾崔文异、李可灼用药可疑，并攻首辅方从哲曲庇李可的等。于是李可的被遣戍，崔文异被发遣南京，方从哲致仕而去。此即所谓“红丸”案。 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南部，筑热兰遮城。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台湾北部。1642年荷兰赶走西班牙，占领台湾大部。1661年，郑成功进攻台湾，次年驱走荷兰人，正式收复台湾。 1627年十月魏忠贤被皇帝调到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上吊自杀。 1627年，定信王岁禄 天启七年（1627）正月十三日敕后府及吏户礼兵部：朕弟信王（后为崇祯皇帝）年已长，其岁禄万石，今居京师，岁支米三千石，钞万贯；待之国后，米全支。并选王府官员，今在京，先给校尉三百，军一百。 召还经略王之臣 明军宁远大捷，袁崇焕升任巡抚，与总兵满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满桂还。及王之臣代高第为经略，复奏留满桂，袁崇焕又与不协。朝廷虑败事，命王之臣督关内，袁崇焕督关外，划关而守。袁崇焕虑廷臣忌己，乃上书请“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朝议以袁崇焕、王之臣不相能，召王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嘱袁崇焕，与镇守中刘应坤、纪用等便宜从事。王之臣遂于天启七年（1627）二月二日加太子太保还部。 后金兵围锦州 后金方征朝鲜，袁崇焕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赵率教驻锦州，护版筑。朝命尤世禄来代，而以左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大凌河。世禄未至，辅未入大凌，后金大军乃于天启七年（1627）五月十一日抵锦州，四面合围。率教偕中官纪用缨城守，而遣使议和，欲缓师以待救。使者三返不决，围益急。连攻十四日不下，后金遂分兵再攻宁远。攻宁远不下，复益兵攻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损伤，乃于六月五日引还，因毁大、小凌河二城。 后金兵攻宁远 天启七年（1627）五月十一日，后金兵围锦州，明廷方调兵应援锦州，后金已于二十八日分兵再攻宁远城。袁崇焕与中官刘应坤、副使皆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而满桂亦率尤世禄、祖大寿以兵来救，大战于城外，互有杀伤，满桂身被数矢。后金军旋即引去，益兵攻锦州，锦州亦未能攻下，遂以酷署还师。 朱由检 朱由检即皇帝位 朱由检，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四生，光宗第五子，熹宗弟，天启二年（1622）八月封信王，天启六年出居信邸。性沈朗英敏，时魏忠贤柄政，善自戢晦，魏忠贤慑之，故不敢奸顾命。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病死。二十四日遵遗命即皇帝位，颁诏天下，改明年为崇祯元年。是为思宗。时朱由检十七岁。九月追谥生母贤妃刘氏为皇太后。册妃周氏为皇后。 钱粮事用朱印 天启七年（1627）九月初六日，户部尚书郭允厚奏陈：国讳印色蓝易浓溷，请钱粮事独朱印。思宗允准。 诏止苏杭织造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二十六日诏谕：连年加派，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卿生，朕自御极以来，孜孜民力艰苦，思与休息。今将苏杭现在织造解进，其余暂停，以示敬天恤民之意。 苏茂相请核查京军粮饷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二十六日，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核查京军粮饷：京军每年放三百余万石，今京通二仓米只有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后将何继。锦衣卫官于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余人，逆珰增补，现在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余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补为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余石。乞请查覆，思宗允从。 诏定逆案 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命定魏忠贤阉党逆案。时员外郎王守履等奏，魏忠贤逆党，文臣崔呈秀、田吉（兵部尚书）、吴淳夫（工部尚书）、李夔龙（副都御史）、倪文焕（太常寺卿）号称“五虎”；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东厂理刑官）、杨寰（镇抚司理刑官）、崔应元（锦衣卫指挥）号称“五彪”。崇祯皇帝命下“五虎”、“五彪”于法司议罪。刑部议：除崔呈秀已死外，吴淳夫、倪文焕当削秩、夺诰命；田吉、李夔龙禠职；田尔耕、许显纯当逮论崇祯元年六月伏诛；杨寰、孙云鹤、崔应元等削夺。崇祯皇帝以为未尽其罪，命再议。至是乃定：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调遣戍；田尔耕、许显纯论死；崔应元、孙云鹤、杨寰戍边。时大学士韩（火广）等不欲深究树怨，故诸人所拟之罪较轻。崇祯二年（1629）三月，重定逆案，“五虎”、“五彪”皆处死。 毁魏忠贤生祠 天启六年（1626）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自此各地官吏争相效尤，生祠几遍天下。阉党为建生祠拆毁民房，还强迫百姓尊奉魏忠贤，入祠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天启七年崇祯即位，诛灭客魏集团，于同年冬，崇祯帝下诏“天下所建魏忠贤逆祠，悉行拆毁变价。” 朱由校逝世，天启七年（1627）八月八日，熹宗病重，召辅臣于乾清宫西暖阁，谕之曰：太监王体乾勤练，魏忠贤忠诚，临终，召信王入，谕以后事。二十二日，逝世于懋德殿，终年二十三岁。魏忠贤欲谋不轨，私语都督田尔耕，田尔耕唯唯应诺；而兵部尚书崔呈秀恐有义兵，答以不可妄举，此意乃诅。熹宗遗诏，依据兄终弟及之义，受命五弟信王朱由检即皇帝位。十月七日，谥哲皇帝。上庙号熹宗，葬德陵。熹宗淫逸乐内，嫉谏悦佞，阉宦之祸，剧于天启，加之边患日重，国事大坏，弊极难持。正如史家所云，熹宗“庸懦，妇（客氏）寺（太监）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1629年（崇祯二年）10月，后金汗皇太极由蒙古人做向导亲率大军，通过喜峰口，从龙井关突破长城，攻陷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座要塞，直逼帝都。由于人事变动，朝廷一度失去了对辽西边防军的控制，而卫戍帝都之三大营为后金武力威慑，北京城外园亭庄舍被入侵者蹂躏殆尽。 同年12月，崇祯帝诏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 1630年（崇祯三年），帝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负责辽东军务的袁崇焕处死。同年，后金大军直抵北京城外，明廷大震，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挺身而出，率领“白杆兵”主动向八旗军发起进攻。在北京永定门外，皇太极派出多尔衮部迎战秦良玉部。这一仗，秦良玉率白杆兵在孙承宗等老将的配合下战胜铁蹄骑兵。之后，秦良玉又趁风雪之夜成功偷袭后金大汗皇太极的大营。迫使皇太极不得不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无功而返，退出关外。 1640年，明清松锦之战爆发，1642年洪承畴在松山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松锦之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 崇祯历书 崇祯二年（1629年6月21日），徐光启时任礼部尚书，再次提出修历建议，是年崇祯帝批准并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并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光启奉崇祯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1629～1634年徐光启、李之藻和李天经，先后以西法督修历法，任用西方人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2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在《物理小识》卷1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 1634年正式安装我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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